1949年4月23日，南京，国民党溃逃，人民解放军渡江入城。
当晚，炮火声声，年逾七旬的孙华氏坐在家中，13岁的孙女孙以智依偎在她身旁，不时向外张望。
这一天，孙华氏已盼了21年。
“津川的战友回来了！”
“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
每每唱起这支歌，南京大学离休干部孙稚如总是热血沸腾、心弦震颤，思绪也回到几十年前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那时，她是刚入党2年的青年大学生，于1948年底“一一·二五”大逮捕中不幸被捕。而她的牢房，与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情报英雄卢志英的牢房仅有一墙之隔。
透过牢房墙上一个茶杯口般大小的洞口，孙稚如与卢志英交谈、传递书刊诗稿，见证了烈士最后的斗争岁月。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这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当即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经过再三交涉，终于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等协议。
“这边的情形特别好，江南到江北一直到华北，我们到处普遍地发展，使我们更加接近胜利，使我们的家乡更加平静，使我们更能很快地看到家乡的亲人。”
1943年初，邹毅给远在江西横峰的母亲写下一封信，信中满怀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但在随后与敌人的斗争中，邹毅不幸牺牲。
解放后，考虑到老人难以接受儿子牺牲的打击，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谎称邹毅被派往国外进行重要工作。
为了保密，直到1967年老人去世后，邹毅的名字才被补刻在横峰县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这里处于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外围，晚上看得到南京城内的灯光。敌人据点林立，碉堡密布，新四军的军工厂却距碉堡仅几公里。
因此，少则一两天，多则三五天，就得换一个生产地点。
为保证安全，随时做好应变措施，军工厂各个组一般是白天分散隐蔽在群众家里进行加工生产，晚上转移到其他村庄。如遇日伪“清乡”，则依靠群众把较笨重的设备隐藏好，弹壳毛坯、生铁等掩埋在河塘里，之后再捞出来加工装配。
2007年4月4日，河海大学举行《张长高教授水力学论文选集》出版发行仪式，纪念治学严谨、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已故张长高教授。
这位国内知名的水力学家，上世纪40年代就参加地下党，从事革命工作。他曾为抗日参加中国远征军，又因为反对内战离开部队。
南京解放后，张长高作为党代表奉命到南京参与筹建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是华东水利学院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刻着手开采周边矿藏，进行资源掠夺，位于江宁区的凤凰山铁矿，便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沦陷期间，中国矿工每日工作超过12小时，收入却极其微薄，还不时被日军打骂，受尽残酷压榨。
这时已经挺进江南敌后、进入江宁地区的新四军获知消息，决意在此打击敌人。
凤凰山铁矿有日军重兵把守，且手无寸铁的矿工众多，正面交战显然行不通，只能靠“智取”。
1944年初冬，农忙结束，辛苦了一年的农民迎来难得的休息时光。
江宁谷里杜家坝，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村民们扛着锄头和扁担，挎上水壶、饭篮，有说有笑地走来。坝旁整齐地堆放着砖石与石灰。
在几个村村民的齐心协力下，仅一个星期后，一条全新的大坝就筑好了，村民们给它取名为“团结坝”。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南京市的重要单位和工厂，按照“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先接后分”的原则被陆续接管。
4月28日，原南京地下党员王嘉猷来到鸡鸣寺旁的原国民党考试院，这里是南京市军管会的办公地。
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为受“四人帮”迫害而逝世的王范平反昭雪。
这位优秀的老党员，在他坚守初心、英勇奋斗的革命生涯中，曾在南京度过了五年多不屈不挠的铁窗岁月。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王范经党组织营救，无条件获释，奔赴延安。其在南京的狱中好友、江苏省原省长惠浴宇曾以“壮士”一词，形容王范的一生，包括他的铁窗岁月。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高淳县政府的官员见状，仓皇撤离县城。这一天起至5月2日人民解放军到达高淳，全县有10天处于“真空”时期。
在这“漫长”的10天里，高淳县城安定平稳、组织有序，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物资无一受损。
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共高淳县地下特别支部（以下简称特支）成员的积极活动，他们联系县城各界人士维持秩序，与国民党过境残部、散兵游勇斗智斗勇，迎来了解放军的顺利接管。
湖熟镇地处秦淮河上游，江宁县东南，为江宁、句容、溧水三县交会要冲，“因在刘阳湖畔，物产丰饶”，得名“湖熟”。
作为水陆交通枢纽，湖熟历来是周边地区农副业产品、手工业产品的商贸中转集散地，商业繁华，经济发达，素有“小南京”之称。
抗战时期，日伪军在此构筑据点，欺压百姓，大肆搜刮财物。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一时民不聊生。
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国民党推行防共、限共政策，扣发甚至停止新四军的供应和给养。为了筹集抗日军费，抗日民主政府不仅在游击中心区征收公粮和抗日经费，还在敌占区通过地下工作者和税收人员开展税收工作。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至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
搬迁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院系教授的书箱，也经学校统一运输平安到达南京。
在理学院心理系教授潘菽的一批书箱中，有一个捆着草绳的旧皮箱，贴着“潘菽书籍”的标签，看上去并不起眼。
鲜为人知的是，这其实是国立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建立的红色书箱。
月亮湖原为高淳一片鲜为人知的水网圩区，但革命火种在这里的燃烧，赋予它别样的色彩。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就有共产党员的活动踪迹，在这里成立了高淳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中共月亮湖支部。
从小到大，从点到线再连成片，党的组织在这里逐步发展壮大。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势攻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败局已定。
位于南京建邺路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里，校方威胁利诱，企图迫使全校师生迁校。一些不明情况的师生惶惶不安。
在反迁校、迎解放的斗争中，一个由地下党领导的合唱团诞生了，他们用歌声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