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又是一年清明节的前夕。这天清晨5点多，南京溧水区白马镇大塘村村民张家胜早早就起来了。简单吃了点早饭，他便提着一把镰刀和两大袋纸钱，走进家对面的小树林里。
小树林中是张家的祖坟，但长眠在这里的，却不只是张家先人。张家胜在一棵松树前停了下来，掏出纸钱点燃:“我又来看你们了。”
土丘里埋葬的两个人，张家胜既熟悉又陌生——两位无名的新四军烈士，牺牲在1945年的张家岗战斗。
龙都镇地处南京近郊、秦淮河畔，水陆交通便利，山明水秀，物产丰饶，素称江南鱼米之乡。
抗日战争初期，龙都镇既是江宁县秦淮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也是江句县委民主政治活动中心。
1940年横山事变后，因新四军主力撤出江宁，日伪军乘机抽调一个营的兵力，分驻龙都、陶吴、秣陵关一线，其中龙都镇驻了一个连的伪军。
龙都镇的伪军白天在镇上敲诈勒索，晚上便龟缩在镇西南角的一座王家祠堂里。老百姓对其敢怒不敢言。
直到1941年，新四军第6师16旅46团在政委钟国楚、参谋长傅狂波的率领下回师江宁，在龙都镇三战三捷，宣告了“王者归来”。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日伪当局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大力扶持流氓帮会。
在南京，青帮组织一时风头无两，夫子庙、科巷菜场都有其组织向商户和小贩收取“保护费”。甚至有青帮门徒为争夺情妇打死了汪精卫的司机，汪精卫也未追究。
很快，洪门也来到南京开山立堂，骨干分子朱亚雄开设“大亚山正义堂”，迅速发展势力。
日伪当局乐见其成，他们希望形成青、洪两帮并立的局面，以便更严密地控制南京底层社会。
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精心打造的统治工具，有一天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开展情报工作的楔子。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华东局：“上海党报决定命名为解放日报，南京党报决定命名为新华日报。毛主席已允写报头，即可带来，在带到前可沿用旧报头。”
当日下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任命石西民为南京新华日报社长。
石西民抵达南京后，接管了位于中山路39号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筹办南京新华日报。
1949年的4月30日，《新华日报》南京版创刊号出版发行，《庆祝南京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带着油墨香的重磅消息，透露出南京改天换地和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的喜悦。
“今天是来武汉的第27天，多日的轮轴转明天终于是难得的休息日，养足精神继续战斗……希望每天清晨的阳光能够驱散更多的黑暗，光明就在眼前!加油!”2月20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房学祥在日志中这样写道。
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26岁的小伙没来得及和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就和同事踏上了驰援武汉的专车。
没有人知道这场战“疫”会延续到什么时候，但房学祥早已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江宁南端，苏皖交界处，有一座连绵起伏数十里的山脉，无论远观还是近看，都很像书法家挥笔在碧野蓝天中划出的遒劲的一横，因此得名横山。
抗日战争时期，横山是南京伪政府的南门户，也是皖南新四军东进抗日的重要交通要道。新四军在此成立横山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群众战日伪，斗敌顽，使横山地区成为插入南京日伪心脏的一把“尖刀”。
如今，江宁区横溪街道许呈社区大呈村，还保留有一座建于1913年、曾号称“九十九间半”的古宅，见证了新四军在横山地区的抗日斗争。
1943年秋，南京，这座已经沦陷近6年的城市在日伪统治下一片萧条。
中山北路、太平路两边，全是被日军烧毁的房屋。马路上，行人稀疏，在白天愈发显得冷清。
下关火车站，一位年轻人拎着行李，走下火车。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他便坐马车前往白下路的亲戚家。
年轻人名叫刘鉴农，中国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来南京开展学生工作。
南京城内，一股“洪流”开始酝酿。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39年，《新四军军歌》在炮火与硝烟中诞生，高昂雄伟的旋律响彻大江南北。
战争年代，歌曲赋予的精神力量尤显珍贵。
抗战时期，战斗在南京周边的新四军，便传唱着一大批时代特色鲜明、旋律优美动听、鼓舞军心士气的优秀歌曲。
时至今日，这些穿过炮火连天的岁月、见证了金戈铁马的军歌，依旧深远嘹亮。
雨花台烈士陵园中轴线南端，有一座花岗石砌成的忠魂亭，建筑在海拔43米的坡顶上，边长各5.8米，高8.3米。
站在忠魂亭前，对面的雨花台烈士纪念广场和纪念馆一览无遗，布局工整，庄严肃穆。
忠魂亭是雨花台烈士陵园总体建筑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烈士群雕、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馆共同形成由北至南的中心轴线。
由于是中轴线的终端，且最后落成，忠魂亭也被称作“句号”工程。其建筑风格、体量及色调与其他主体纪念建筑遥相呼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座纪念亭由南京市30万共产党员交纳的特殊党费所建。
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铜像身姿矫健、气宇轩昂。
75年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是在梅园新村的3栋民居中，为民主据理力争、为和平奔走疾呼。
如今，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里，一帧帧照片永久定格针锋相对的瞬间，一件件文物无声讲述波谲云诡的历史。
其中，一只五彩瓷花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滁河西岸堤埂上，树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纪念抗洪抢险英雄杨太平。
每年的清明节，人们都会来碑前祭扫，深切缅怀烈士的英雄壮举和无畏精神。
1983年的长芦抗洪抢险中，杨太平连续奋战6小时，救出9名遇险群众，后终因疲劳过度，牺牲在滚滚激流之中。
在雨花台主峰西侧的“烈士西殉难处”以西，有一处“红领巾广场”。
一面花岗岩建成的少先台庄严伫立，上面镌刻着少先队的星星火炬标志，象征着英烈精神薪火相传。
这座广场是由全省700万少先队员每人捐献一分钱兴建而成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
这篇战斗檄文，如同一声春雷炸响，掀起全国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解放的闸门，从这里打开。
文章作者，名叫胡福明，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1969年9月19日上午，南京长江大桥守护营营长徐鸿林参加了一个紧急会议。
会议地点是在南京军区独立二师司令部，司令员许世友也参与会议，可见会议规格之高——就在这次会上，徐鸿林接到一项重要任务：迎接中央首长来大桥视察，做好最高规格的一级警卫方案。
许世友没有讲明来的是哪位首长。不过，徐鸿林内心还是十分激动。他明白，根据确定的方案等级，来的中央首长不是毛主席就是周总理。听到南京军区作战部部长吴占魁提醒：“如果首长到时要游泳怎么办？”徐鸿林的心里更是多了分把握：毛主席要来视察大桥了。
“八十多天来，他们为首都各界演出七十三场，观众达十一万多人次……演出的第一场起，场场满座，剧场售票处门前买票的队伍常常排出几十米以外。”
这是一则刊登于1963年5月12日报纸上的报道，文字虽简洁，但不难看出演出的火爆。
当年，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像一股旋风，红遍了大江南北，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赞不绝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