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的南京大校场机场，驻扎着一支特殊的部队——高炮连。
在百日对空作战中，连队凭借4门火炮猛烈还击，使得敌机一次次来袭，又一次次无功而返。
队伍中的年轻战士李肇典火线入党，而那份入党申请书，更是成为他的“传家宝”，完好保存了大半个世纪。
1948年5月，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一群荷枪实弹的宪兵的突然涌进，国民党青训队院内气氛凝重。
青训队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爱国青年训导大队”的简称，实际上是一所专门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集中营。
“秦明，你出来！”敌中队长于涛喝叫。
被捕一年，被多次转押，秦明早有了思想准备。他泰然自若，将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分送给难友，从容地跨出牢门。
次日到达南京后，秦明立即被押送到了镇江金山寺“国防部训导所”。狱中，他建立地下党支部，组织部分同志成功越狱，坚持对敌斗争。
1948年10月，这位年轻的地下党组织领导者被押解至南京保密局，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一名姓叶的老人向客人讲述战斗在太湖之滨的烽火岁月，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队歌。
“同志们，向前进、向太湖、向着光明的路！”
老人原是新四军太湖抗日游击支队的战士，这支英雄部队曾转战江南敌后，与日伪军英勇斗争。每次打了胜仗后，叶老和战友们总会唱起这首《新四军太湖抗日游击支队进行曲》。
1月23日13点06分，一封加急求助函送到了国机集团下属企业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函件的发出方为武汉市城乡建设局，他们请求中国中元对武汉市建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医院进行支持。
一个小时后，2003年设计的小汤山医院建设图纸传到了武汉。
这份图纸出自黄锡璆之手，一位从南京走出的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泰斗。
南京中山门外，紫金山麓的卫岗小学，曾住着一位爱穿军装的校长。
这位名叫姜希淑的老校长，2013年9月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病逝。一直到参加他的追悼会时，许多学生才知道，原来自己敬爱的校长不仅是一名战斗英雄，还是许世友将军十分欣赏的一员战将。
1946年2月的一天，重庆市林森路的一处民宅有客人到访，这里是重庆大生公司的老板肖林的住处。
来人行色匆匆，见到肖林后直奔主题：“你迅速到南京接受党组织的新任务。”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除了商人这一表面身份，肖林还是位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4月13日，离南京解放只有10天，南京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朱成学、华彬清、李飞，在首都监狱里度过282个日日夜夜，经历了秘密逮捕、严刑审讯、法庭辩论、牢狱斗争，终于被释放了。
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毛人凤之流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正要举起屠刀的时候，南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里不得不说到这个人——沙轶因。
2003年4月18日，北京至上海的1461次列车缓缓驶进南京火车站，一位35岁的男性乘客从2号车厢门下了车，他要转乘公交回位于江宁区的家。
他浑然不知，此前自己在天津的医院中，已被非典患者传染。
5月1日，南京市发布通报，该男子成为南京市第1例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把生死考验推到了南京人民的面前。
1944年，新四军二师兵工厂里来了个16岁的小伙，一心想参军，却因年龄不符被拒绝。
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日，学过木匠活的他闲来无事，将兵工厂损坏的木箱全部修好了，这事恰巧被兵工厂的参谋长知晓。
参谋长当即打电话给军工部工务科：“这里有一个小伙子会做木匠活你要不要？”电话那头连说三个要。
小伙芦文佐的军工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中华大地，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打响了。
南京市第二医院，非典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某宾馆，当时部分医护人员的临时住宿地。抗非时期，每隔4小时，就有一批医护人员来往于两点之间。
担负运输重任的，是一支由8名党员组成的公交抗非特勤队。此外，特勤队还负责转移疫区来宁人员。
给“高危”人员开车，队员们随时可能与非典危险“零距离”，是抗非战线的“特殊兵”。
2019年2月，南京，春意渐起。午后的阳光隔着窗照进来，洒在一位耄耋老人身上。
六合区马鞍街道马集社区，上演着亲情“重聚”的动人一幕。
“三哥，你离家72年了，今年我们终于团聚了。”
86岁的王殿珍老人用颤抖的手来回抚摸着从山东菏泽张和庄烈士陵园寄来的信件，恸哭不止。
她终于等来了亲人的消息，这场跨越72年的思念得以慰藉。
六合，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南京通往苏北和山东的必经之道。
1949年1月25日深夜，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之中，两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在保安队四个中队的保护下，匆匆驶出六合县城。
原来，国民党六合县县长周君轸弃城逃跑了！
浙江富阳龙门古镇，在一大片白墙黑瓦、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建筑群中，一幢马头墙高耸、楼屋参差的民居格外显眼。
鹅卵石铺就的古村道，清澈的龙门溪水从屋旁潺潺流过，这里是雨花英烈孙晓梅的旧居。
出生在书香世家的孙晓梅秉性刚烈，大胆泼辣，在封建思想浓厚的族人眼里，是个“怪女子”。
2005年，清明时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一位老人站在父亲的肖像前，泪眼婆娑。
照片里的父亲戴着圆框眼镜，目光炯炯，依然年轻；女儿却已两鬓斑白，年近古稀。
这是父女俩相隔一个甲子的“重逢”。
1948年，雨花英烈黄叔雷牺牲，小女儿黄荷才12岁。
如今，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珍藏着一份第34军当时下达的全军准备参加渡江战役的《预战命令》，上面写道：“三十四军应以宽大正面展开于土桥、十二圩、四源沟、大河口一线 ……一00师在现地应加紧搜集船只，并加紧对划子口之侦察警戒，待命佯渡钳制吸引敌人，相机攻占划子口，尔后待机南渡。”
签署这份命令的，是军长何基沣。后来，何基沣作为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戎马生涯数十载，何基沣走过的，是一条非同寻常、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
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地区激战三昼夜，一次歼灭国民党7个师5.6万余人。
空前大捷，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扭转了华东的战局。
两个月后，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
46军已于莱芜战场被全歼，韩练成何以突出重围，还在战事失利后主动返回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