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上面镌刻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领导成员和部分工作人员的头像，栩栩如生。
其中有两位女性，一位是邓颖超，另一位名叫钱瑛。
浮雕上的钱瑛，梳着短发，面带微笑，两眼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难忘的革命岁月。
红旗漫卷，天翻地覆。
1949年4月23日，红旗插上“总统府”，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到了穷途末路。七天之后的4月30日，首份在南京出版的《新华日报》就诞生了。
鲜为人知的是，南京印刷工人通过坚决斗争，将国民党宣传核心机构中央日报社整个工厂以及器材设备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为《新华日报》顺利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28年深秋，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的办公驻地，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上尉的身影，他步履从容，办事稳重，深得上司信任。
他叫冷少农，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又是国民党行政院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秘书。
但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7年7月，日军炮轰宛平城，一时间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卢沟桥的硝烟激荡起中华儿女奋起反抗的昂扬斗志。
在南京，就有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他们以同学会为刀，以战训班为枪，在抗日救亡大潮中奏响一曲青春华章。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在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指挥下，在溧阳、高淳、宣城长达30公里的战线上向日伪军发起战略反攻作战，史称“东坝战役”。
东坝战役从1945年8月9日打响，一直持续到8月11日，参战部队除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所属 3 个支队外，还有苏南第一军分区和溧高、宣当等县的地方武装。
最终，新四军攻克24处日伪军据点，歼敌18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这是抗战期间，新四军在高淳境内与日伪军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斗，也是苏南抗战的最后一战。
这是一张老照片，黑白画面，微微泛黄。照片里的人物，是一群带着红领巾的孩子，他们簇拥着一面少先队队旗，小脸稚嫩，却是一脸端庄。
这群孩子，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于1950年的六一儿童节在南京留下了这张合影。
1927年，南京，一条小船缓缓停靠在长江边的码头上，船上下来几名年轻男子。
为首的男子衣着朴素，眼神中却充满了坚毅，似乎在说：“南京，我来了。”
男子名为宋绮云，时年23岁。
他后来被世人熟知，源于一本著名的小说——《红岩》。书中，他的儿子名叫“小萝卜头”。
1949年9月6日，解放前夕，宋绮云和妻子徐林侠，还有儿子“小萝卜头”被敌人残忍杀害，人们将他们称作“一门三烈”。
少有人知的是，“小萝卜头”之父和南京清凉山还有一段故事。
1946年初夏，南京梅园新村多了一户特殊的“大家庭”。
应国民党方面要求，驻在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登记备案，建立户口卡。
周恩来，自然就是“户主”。
谈判岁月中，大家庭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紧张，但充满温馨，有几对青年更是因相同的信仰走到一起，在梅园结为革命伴侣，一时引为佳话。
南京中华门外，秦淮河畔的双桥门，曾矗立着一排排整齐的住宅楼，名为直卿村，是南京晨光机器厂职工家属的宿舍区。
提起“直卿”这一名称的由来，不得不说到金陵兵工厂（晨光机器厂前身）厂长李承干。
李承干，字直卿，1931年担任金陵兵工厂厂长，此时的兵工厂因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管理不善奄奄一息。在李承干的锐意革新之下，兵工厂焕发了生机，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兵工厂，他也被人们认为是抗战时期生产军火武器的第一大功臣。
1929年5月，南京，各方正如火如荼地筹备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在完成毕业考试后，绝大部分仍留在学校内，一边等待分配，一边准备参加典礼。
由于已经毕业，各兵科都没了课操，学校的管理也松懈了下来，大家都沉浸在即将奔赴新岗位的兴奋中。
某天晚上，学校开始点名，学员们早已习以为常，但教官异常严肃的神情，预示了这一次的与众不同。
2018年8月15日，南京溧水区白马镇，随着烈士墓迁葬溧水区中山烈士陵园，张家老小终于兑现了对无名烈士的承诺。
这个承诺，张家坚守了73年。
无名烈士，牺牲在1945年的张家岗战斗。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1944 年9 月27 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北殉难处，气势磅礴的烈士就义群雕撼人心魄。
九位烈士昂首挺胸并肩而立，表现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每每看到群雕里那位横眉冷对的知识分子，黄锦树就想到自己的叔父黄祥宾。
在为数不多的照片里，黄祥宾戴着个圆框眼镜，气质儒雅，目光坚定。
黄祥宾是黄锦树最小的叔叔，曾任国立中央大学中共地下支部书记，1930年8月在雨花台就义时，年仅25岁。
那时，黄锦树尚未出生。不过，黄祥宾的革命事迹与精神，深深影响了整个家族。
1947年10月的一天，南京城秋风萧瑟。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秘书长、联络部部长朱克靖被特务秘密杀害在国民党保密局看守所，遗体被掩埋在南京郊外雨花台荒野。
这一年，朱克靖52岁。
“为了搞革命，我宁可舍弃一切。”这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英的信仰。
王世英在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又考入黄埔军校。1928年春参加皖北农民暴动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阎锡山和杨虎城的部队任下级军官。
1931年10月，王世英找到了党组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来不及多加休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王世英接到了一项危险重重的任务：以特派员的身份去南京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
1949年8月，刚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市公安局截获了一封发往香港九龙界限街41号大光明电影公司华延胜收的密函，落款人为“王有智”。
根据公安局掌握的情报，大光明电影公司是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华延胜”是指电台，“王有智”则很可能是保密局安插的一个潜特组织的化名。
潜特组织究竟隐藏在哪？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长林浩然陷入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