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珠江路和浮桥交叉口，熙来攘往的热闹路旁，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桥，名为“珍珠桥”。
此桥的历史，可回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29年，东吴大帝孙权定都南京，为方便宫城运输物资，便人工开凿河道，直通秦淮河。因落雨飞溅，状若珍珠，“珍珠桥”由此得名。
岁月如梭，珍珠桥一直默默见证着古城变迁。
直到1931年，这里发生的一件惨案，让珍珠桥成为舆论焦点。
1934年4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关键时刻。
一天，中央苏区的无线电报务员突然收到了一封从上海发来的密电，内容是蒋介石对这次“围剿”的战略部署。
三年前，由于顾顺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叛变，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这样一封价值连城的军事情报，是谁发出？
1935年12月15日，在南京上学、时年16岁的钱丹辉悲愤地写下“华北危，困难亟，死读书，有何益？”，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
就在6天前，12月9日，千里之外的北平（今北京），由共产党人领导，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遭到了军警残酷镇压。
但以此为开头，短短的几天，运动席卷全国，成为后来的全民抗战的雄壮序幕，史称一二·九运动。
消息传到南京后，爱国学生群起响应。
一二·九运动在南京犹如惊雷，一下爆发。
1931年10月，共产党人王世英来到南京。
他接到了一项危险重重的任务：以特派员的身份去南京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
此时的南京，因顾顺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叛变，中共情报网已经完全暴露。
南京一行，九死一生。
“为了搞革命，我宁可舍弃一切。”王世英带着信仰而来。
1933年5月17日，上海《大美晚报》登载一则惊人消息——《丁玲女士失踪》。
丁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著名作家。
她的失踪，一下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
丁玲究竟去哪里了？
2010年，上海画家李斌重构著名历史画《占领总统府》，“总统府”大门不再伤痕累累，背后的南京城也不是浓烟战火，而是郁郁葱葱，一片祥和；站在楼顶上的，除了解放军士兵，还有普通市民，中间则是一位穿着白色旗袍的女子，正和一位解放军指挥官握手。
这幅画，名为《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中间白色旗袍女子叫陈修良，是1946年上任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这是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
1948年12月，石家庄机场的上空盘旋着一架国民党空军的B-24轰炸机。高射炮炮声隆隆，一道道暗红色的火光从机身旁滑过。
“糟糕，地面上的同志不知道。”飞机内的人一边暗道不好，一边打开航行灯和着陆灯，一亮一灭，表示是自己人。
数小时前，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地下党员俞渤率机组起义，从南京径直飞往石家庄。因行动突然，未能向组织报告着陆点，这才引来地面上的“反击”。
眼见油表亮起了红灯，机组人员试图冒险降落。就在这时，跑道两头点燃了火堆，在黑暗中指引了方向。
1946年7月，梅园新村17号，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召开。
不久前，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30万重兵压境，发起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
此时周恩来站在会议室前方，手指着挂在墙上的《国民党军“聚歼”中原解放区图》，向记者通报国共两党形势的风云突变。
这张连夜赶制的军事地图，成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内战阴谋的最好证据。
“如果他不那么早牺牲，一定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能为祖国作出很多贡献。”
2008年，一位名为彭毓芬的老人去世。弥留之际，她一直握着一块带有血迹的手帕，喃喃念着爱人的名字——成贻宾。
1949年4月19日，黎明的前夕，年仅22岁的成贻宾牺牲，成为“雨花台最后一位烈士”。
1965年，梅园新村纪念馆来了位“新成员”。
这位“新成员”来到大街时，警察一路绿灯放行，并敬礼致意。市民们看到此情景，也同样驻足行注目礼。
近半个世纪过去，这位“成员”仍守候在纪念馆里，向前去参观的人们诉说着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它，便是一辆牌号为“京1645”的黑色小轿车。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9年岁末的“全家福”，王家兄妹七人簇拥着母亲，母亲怀里抱着外孙。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兄妹七人中，竟有三个地下党员。
南京解放前，大哥王林、二姐王葆华和五弟王葆权各自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由于保密需要，三人尽管身份相同，却未曾公开，互不知情。但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彼此之间又有些心领神会，暗中相互保护。
直到南京解放后，来自二野、三野的指战员，与战斗在南京的地下党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师大典，与会的王葆华在人群中看到了熟悉的身影……王家三兄妹的传奇经历，终于浮出水面。
1949年1月19日，安徽马鞍山采石矶，一艘载有20余人的木船晃晃悠悠划往渡口，准备渡江。
想要过江，并非易事。渡口处，有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驻地武装，所有过江人员都要查验身份证。江面上，国民党的巡逻艇来回巡弋，气氛紧张。
木船上，一个年轻人引起了宪兵的注意，只见他穿得鼓鼓囊囊，没带多少行李。
查验证件，人证对不上，宪兵撕了证件，大声质问。
年轻人毫不胆怯，亮出《中国日报》的记者证，声称要去皖西一带找大名鼎鼎的“周三爷”。
宪兵不再有疑，选择放行。
过江的年轻人叫陶子平（原名柯炘远），除了记者身份，他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中学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
陶子平提到的“周三爷”叫周群，在皖西一带颇有声望。事实上，“周三爷”并不姓周，他的真实姓名叫杨少庭，是中共南京市委派出的、位于安徽宁国万家村的南京联络站负责人。
南京解放前夕，南京城笼罩在森严的白色恐怖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南京市委开辟多条交通线，积极开展撤离工作。
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重庆。
为启迪更多青年学生走上进步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隐形的“图书馆”在校内悄然建立。
没有人知道这个“图书馆”在哪，却总有一本本红色书籍从中传出，被青年学生广泛借阅。
直到多年后，有知情人著书回忆，人们才得以知道，这个“图书馆”神秘的面纱背后，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色书箱”。
“我不幸被牵连来首都警厅已四日，请转告各亲友极力帮忙。”1948年7月，一封落款为“朱成学”的求救信送到了中央大学，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中央大学方面立即做出了响应，一番打听之后，得知一同被捕的还有华彬清、李飞二人。无论学校如何奔波营救，国民党当局就是扣押三位学生不放。
但就在南京解放前十天，事情迎来了转机，三位中央大学学子在被关押了9个月之后，突然重获了自由。
这背后，是怎样的一场博弈？
1933年秋日的一个星期天，天朗气清。逸仙桥国民党政府机关建设委员会宿舍区，来了一个身着长衫的年轻人。
他腋下夹着个包，走起路来有些跛，边走边悄悄打量着四周。在一个朝北的小房间前，他停下脚步，轻轻地敲了敲门。
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人开了门——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的技佐葛和林。
此后，每逢周五傍晚，都会有同一个客人来拜访葛和林。
没人想到，葛和林仅七八平方米的小宿舍，已悄然成了中共南京特支机关。而这个每周五都会来的客人，就是南京特支书记顾衡。
1947年5月12日，南京太平路（今太平南路）335号，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如期开业。
26岁的沈允林是银行的员工，第一天正式上班的他穿西装、打领带，双手斜插在裤兜里，在银行门前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个年轻人怎么也没想到，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将和两名安插在银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工作、生活。
而60多年后，他又得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自己曾工作过的这家银行，竟然是周恩来打造、共产党控制，扎根在国民政府首都的“红色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