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早晨，打开收音机的听众发现，熟悉的“中央台”，不仅呼号由“XGOA”变成“XGOB”，名称也成了“南京广播电台”。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除了这句话以外，广播里只有音乐的声音。
“中央台”，即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党的主要宣传工具之一。听到名称变化，听众纷纷猜测：南京解放了？
上午9点，电台忽然关机，2个小时后才再度开机。
一名女播音员用沉稳的语调播报：“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这座被国民党政府统治了22年的古城，获得了新生。南京解放了！”
通过电波，“南京解放”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江防图”“江防部署”“情报”……这些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的红色影片《渡江侦察记》。
片中，解放军侦察员在渡江战役前夕，以民工身份混入国民党江防要塞，历尽千辛万苦，最后靠着鱼肚传书，把“江防图”送到了解放军的手中。
在现实中，解放军确实与电影中所演的一样，在渡江战役前就拿到了“江防图”，但获取“江防图”的过程，却与电影中描述的大相径庭。
真正获取国民党江防部署图的，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军方高层中的“红色特工”——“深喉”。
1948年末，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策划将南京、上海两地的科研所撤至台湾和沿海各省，这一不得人心的决定，促使南京科技界形成反搬迁的统一战线。
中央气象局内，更是风云变幻。
围绕着气象科技人员和各类气象器材、资料的去留，以中共地下党员为引线、进步人员为骨干，一场争夺战就此打响了。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突破江阴炮台，全面渡江。这时，南京“重要军话台”接到来自宋美龄的特急长途电话，要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接电话。
第一次，电话铃响了很久，接起电话的人说吴校长不在。隔了一阵，宋美龄又命秘书来电，得到的回复仍是不在。
无奈之下，宋美龄只能要求他人转达，让吴贻芳搭机离宁。其实，吴贻芳并未离校，只是明知宋美龄用意，拒接电话。
南京解放前夕，许多民主党派、社会名流同吴贻芳一样选择留宁，并在“真空”时期维持城市秩序，为南京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8年10月的一天清晨，玄武湖樱洲的小凉亭里突然来了几位年轻人。待其他游人离去后，一位20岁出头、西装革履的小伙子低声说道：“市委决定成立南京市警察运动委员会，在国民党警察系统内部展开工作。”
讲话的人，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委员、工委书记陈慎言，在场的几人纷纷点头表示赞成。
这时，一身贵妇装扮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接过话茬强调，要争取中下层警官的起义，以便在解放南京时可以维持社会秩序。
就这样，南京市地下警察运动委员会成立了。几双热乎乎的手无言地、紧紧地握在一起。
2020年10月，南京江北新区，一张文化名片在大厂街道惊艳亮相。
传统古法红砖墙，青砖黑瓦、民国风格的别墅小楼，讲述工业发展历史的火车模型……极具年代感的旧时代场景，让人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
这是1934文化产业园。
“1934”，意指1934年。这一年，“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创建永利铔厂，时为亚洲最大的化工厂，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厂”。产业园一带，便是永利铔厂曾经的专家宿舍。
除了工业遗存，这里更是中共地下组织护厂斗争地。南京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护厂运动如火如荼地在此开展。
创办于抗战时期的《南京人报》，曾是南京最具知名度的报纸之一，创刊首日销量达1.5万份。
第二次国共和谈之时，该报打破新闻封锁，以大号黑体字刊出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的启事，揭露国民党不顾民族利益破坏和谈的行径。
从此，《南京人报》以“中间偏左”的进步姿势在广大南京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信任和荣誉。每每刊出国民党当局动态，都会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1949年2月1日这天，报纸登出首都警察厅厅长出逃的消息，再度引起全城哗然。
1949年元旦，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时序的轮替，仿佛预示着进步与腐朽的更迭。
当淮海战场上的战火渐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失败无可避免。
面对政治、军事、经济的总崩溃，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发布《新年文告》，宣称“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一切唯国民之公意是从”，暗示自己将下野。
但这不过是蒋介石企图用来拖延时局的幌子，他早早地预谋了退路，下令南京政府机关和各大城市的工厂、学校、机关南迁。
1949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受战事威胁的国立院校，应分别拟具应变计划，选定校址，呈准教育部后迁校。
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了搬迁的重点对象。中共南京市委学委领导组织学生应变护校，迎接解放。
国立中央大学内，一场去与留的博弈就此展开。
南京城南，水西门内，一条名为登隆巷的老巷连接起升州路和安品街。
1947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在登隆巷10号买下一座庭院式的旧房子，并挂牌“国防部第六厅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 。
这便是雷达研究所的前身，时为国内唯一的雷达研究机构。
二战时期，雷达、原子弹、导弹并称为三大新式武器。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后才拥有雷达。
南京解放前，围绕这一重要军事部门的去留，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暗战。
1948年9月，中共上海局向南京市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加强情报与策反，迎接解放军渡江。信中特别指出，要“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演剧七队组织地下文工团”。
演剧七队，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下辖的一支演剧队，此时已脱胎换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
队长李世仪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同时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艺术分委书记。
在他的领导下，演剧七队“借他的台，唱我的戏”，在南京文艺界开辟了全新阵地。
1949年4月27日，在轻松的氛围中，一支驻扎在安徽瑶岗的队伍整装待发，他们的目的地则是几天前刚刚解放的、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
这一路出奇地顺利，队伍于晚上抵达南京，并在第二日进驻南京国民党总统府。
不是别人，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正是由邓小平、陈毅率领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机关，他们在瑶岗成功指挥了渡江战役以及南京的接管。
1949年3月25日一早，南京江北桥林镇一带，突然下起了“雪”。
大量传单从天而降，上面赫然写着：“九十七师官兵们：你们师长王晏清，勾结共匪，背叛党国……盼能携械归来，决予重赏！”
传单中提到的九十七师，即原国民党首都警卫师，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嫡系部队，许多人习惯性地称之为“御林军”。
师长王晏清率部起义，无疑在国民党阵营中引起了巨大的震荡。
1949年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天堑。
至4月22日，解放军即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摧毁国民党集团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而渡江战役总前委于3月底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称：决定于4月15日下午6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该纲要。
那么，原定4月15日解放军渡江，为何会推迟至4月20日？
这与当时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密切相关。
上海闸北公园，绿树掩映，池水清澈，曲径蜿蜒，景色宜人。
7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当局垂死挣扎，大批革命志士被枪杀、活埋于此。
其中，民革成员孟士衡、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和肖俭魁于1949年5月9日英勇就义，他们仨都与年初那场震惊全中国的“京沪暴动案”有关。
1949年初，蒋家王朝大势已去，解放、接管南京被提上了日程。
4月3日，一支专门接管南京的干部队伍——金陵支队，在合肥正式组建。
当时，中共中央对南京的接管政策是“盖锅政策”，即用一片片的锅盖把“锅”盖起来，然后按系统原封不动地整体接收。
为能在政权更迭中快速重整山河，实现南京城的平稳过渡，一项秘密而庞大的工作悄悄展开。
1946年，中央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之名参加典礼。
检阅时，蒋介石在一名学员面前放缓了脚步，上下打量了一番。仪式结束后，便有人传话——校长召见该学员。
学员先是一惊，但想起周恩来曾嘱咐的话，又从容地前去拜见。
不久后，这名学员就接到通知，前往机要部门侍从室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