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的一天上午，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从南京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
待归来时，飞机上多了一名中年男子。他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满身伤痕累累，形容憔悴，但眉宇间仍透出英武不屈的气势。
男子被押解下了飞机，关进国民党国防部一所秘密监狱——那里专门关押被捕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而这名男子，正是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
位于江宁、句容、溧水三地交界处的周岗、龙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美誉。
七、八十年前，这里曾经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他们打鬼子、反扫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们不怕艰难险阻，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王荷波早期在苏联时的照片，照片左侧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便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姚佐唐。
1922年春，江苏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中共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成立，姚佐唐担任书记，年仅24岁。
6年后，随着几声枪响，姚佐唐倒在了雨花台，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的4月30日，《新华日报》南京版创刊号出版发行，《庆祝南京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带着油墨香的重磅消息，透露出南京改天换地和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的喜悦。
这是《新华日报》第一次在南京发行，而它的第一次筹办，却要追溯到1937年，地点同样是在南京。
这五位身居要职的军人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谍报英雄，他们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终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的至暗时刻，史称“北平五烈士”。
五烈士之一的丁行，牺牲时留下一对子女，分别只有1岁和3岁。
1949年3月25日，出席全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的李坚真，和其他代表一道来到北京南苑机场，迎接毛主席。
毛泽东缓步走来，一眼看见了人群中的李坚真，高兴地喊道：“李坚真，你还活着啊！”紧接着，他走到李坚真身边，握住她的手。这一幕，让李坚真久久不能忘怀。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当时的心情：“此时，此刻，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活着相见，心情无比激动！”
这位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李坚真便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她还曾经在南京溧水工作过一段时间。
1935年12月26日清晨，南京郊外的中山陵，寒风凛冽雪纷飞。
苍松翠柏夹峙的山路上，出现了一位戎装整齐、愁眉紧锁的军人。只见他神色凝重地登到峰顶，眺望远方，高声朗诵诗句：“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吟罢这首绝命诗《哭陵》，他忽然放声痛哭，快速解开衣襟，从怀中抽出佩剑，猛力向自己的腹部直刺进去。顿时血如泉涌，令不远处的游客目瞪口呆……
他就是爱国军人续范亭。
他是五四运动的骨干，率领同学开展爱国活动；
他曾在南京开展兵运，是恽代英、邓中夏、王荷波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挚友；
他是直接归周恩来领导的秘密党员，曾与党失去联系，潜伏敌营21年；
他被周恩来亲自下令唤醒，秘密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被称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一个个看似碎片的历史记录，在郭寿生的身上完美融合，最终谱写成一曲隐蔽战线上的英雄赞歌。
1949年5月的一天，南京中华门，治安检查站的解放军战士正警惕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
临近傍晚，城门前来了一个面黄肌瘦的行人。他想进城，却欲进又止，迈出的脚步又慢慢地收回。当与站岗的战士目光相触时，他眼神躲闪，慌忙低头。
战士见状想要上前询问，此人竟拔腿就跑。
由于其身体羸弱，战士没花多大力气，就追上并将其制服。
2018年12月，封闭维修两年多后，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在即。22日，长江大桥上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桥头堡的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训正。
当年设计桥头堡的时候，钟训正刚刚三十出头；如今，钟院士已九十高龄。几十年弹指一挥间，长江大桥的桥头堡已成为国人心目中的经典。
看到桥头堡修缮如故，钟院士牵挂的心安定下来。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担任院长。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
但在军事学院成立初期，教员非常缺乏。尽管从华东军政大学调来一部分教员，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伯承大胆从原国民党军官中筛选一部分留作教员。
在聘请教员的过程中，还传出了一段“三顾茅庐”的佳话。
教育家陶行知曾言：“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倾其一生，就是发展平民教育。
在南京，也有这样一名教师：放弃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志愿到乡村小学任教，一干就是近40年。
他就是杨瑞清，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被人们誉为新时代“陶行知式的乡村教育家”。
2015年7月，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获赠一只特殊皮箱。
它稍有破损，但大体保存完好，箱内军绿色的衬布干净而平整，可见一直被人悉心保管。
捐赠者是时年104岁的老人高福珍，皮箱是高福珍哥哥——雨花英烈高文华的遗物。
据高福珍老人讲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家四年多的哥哥风尘仆仆回到家乡，手里就是拎着这只皮箱。
皮箱跟随高福珍80多年，是老人最后一件关于亲人的纪念物件。
20世纪70年代初期，凡是来南京的内外宾，都要想方设法看看南京的“一大一小”，“一大”是指南京长江大桥，“一小”就是小红花艺术团。
这个成立于1957年的艺术团，是南京的一张特色名片。那时，一些重大的外事活动演出，几乎都是由“小红花”来承担。
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国政要来南京访问时，也观看了“小红花”的演出。他那温暖的笑容、亲切的教导，让“小红花”们终身难忘……
1946年盛夏的一天，晨五时，天色刚明。
梅园新村门口出现两个身影，一人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刘亚球，一人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刘寿祺。
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刘寿祺此行除了护送刘亚球到南京，更肩负着一个长期任务——留在南京负责联络工作。
在梅园新村，刘寿祺聆听了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和钱瑛的谆谆教诲。
1931年12月的一天，宋庆龄专程前来南京，拜会蒋介石。
这已是宋庆龄在一个月内第二次求见蒋介石了，她的内心饱受折磨与煎熬。
不久前，为了拯救爱国将领、密友邓演达，她来过南京，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邓演达的请求：“现在国难当头，你和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但是，蒋介石冷冷地拒绝了。
宋庆龄发誓，不会再见蒋介石。
这一次，她又向蒋介石开口了，提出释放被国民政府逮捕的苏联人牛兰。
这一次，她同样遭到了拒绝。
